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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1：
明代长城的城堡，按照等级分作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和堡城。九边重镇所在地的城堡，叫作“镇城”。镇以下所分各路的城堡，叫作“路城”；在要害地区设卫，卫所在的城堡，叫作“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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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
明朝推翻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的后裔 鞑靼及瓦剌，仍经常不断地南下骚扰，企图卷土重来。接着，东北又有女真族的兴起，也威胁着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俺答汗同明朝和好之前的整整二百年间，明朝一直没有停止过长城的修筑工程。
一、明代长城修建的三个阶段
根据《明史》、《明会要》及《皇明大政记》等书的记载，明代修筑长城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明代前期对长城的缮治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派兵攻克元大都（北京）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退到塞外，其继承者仍自称大元皇帝，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经常骚扰明的边境。但明开国之初，国势比较强盛，在内蒙古地区，还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大宁卫、开平卫、及东胜卫三个重镇，都远在长城以北。它们与长城沿线上的宣府（今河北宣化），丰胜（今内蒙古丰镇）、大同等战略要地，指臂相依，南北呼应，使蒙古贵族的侵扰难以得逞。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采取主动回击的方针，在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1424年）年间，先后五次出兵，深入漠北，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瓦剌和鞑靼首领，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
这一时期，明朝边防虽然比较巩固，但也没有忽视对长城的修缮和加固工作，在开国的第一年，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就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地边墙。洪武四年（1371年），又发动蔚、忻、崞三处民工和士兵协力修筑长城。建文中（1399—1402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其所修缮的重点，是在今河北宣化以北迤西至山西大同以北的外边长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濠垣，自长安岭（今宣化东北约一百四十里）迤西，至洗马林（今河北万全西），皆筑石垣，深濠堑，以固防御”。当是在建文年间修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修石垣以加固的。
永乐十一年及十三年，先后建成山西沿边的烽火台，和在关外各个隘口筑起要塞，以及在开平卫建筑的烟墩。宣宗宣德元年及三年（1426及1428年）修筑了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沿边险隘及居庸关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增置“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继又修建宣府至大同一带的城堡和建立大同威远卫等。总之，明朝前期，从洪武到正统十二年（1368—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主要是在魏、齐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些烟墩、烽堠、屯堡、关城、濠堑等，从而使长城发展成为一道更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2.明代中期长城的大规模兴建
明英宗统治时期，内政腐败、宦官专权，边防力量日趋削弱，蒙古地区瓦剌部的势力却日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分兵四路攻打明朝，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掳北去。后瓦剌虽被于谦所击败，鞑靼部又代之而兴。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1465—1521年），鞑靼的统治者达延汗等经常兴兵犯境，进行掳掠，北方边防日紧，于是修筑长城，增设堡垒，添置墩台等，也就成了当务之急。这是明代对北方长城大力修建的时期，其建筑过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1）宁夏至陕北长城的修建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按黄甫川发源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东部，经由陕西东北隅的黄甫注入黄河；定边营在今陕西西北端的定边县，偏头即今山西西北端的偏关，宁固则指当时的宁夏（今宁夏银川）、固原（今宁夏固原）二镇。这一条长城正是横亘于今陕西北部全境，达于黄河，并以夹道东连偏关，西接宁、固。它的西段与隋开皇五年崔仲方所筑朔方、灵武长城路线相近；东段则偏北而达今陕、晋两省北端接界处。以后，弘治、正德年间，对这段长城都曾继续有所修缮。
（2）山西北部至河北宣化长城的修建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60年），翁万达总督宣大时，“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部请敕边将修补。科臣又言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从之”。三十四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既解大同右卫围，因筑牛心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这里所说修筑宣府、大同边墙，虽未明确记载它的起讫地点，但按千余里的里程来推论，当指今山西北境以至河北宣化以东的一段长城。这是在魏、齐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并增补烽堠等设施，以提高其防御效能。
3.明代后期蓟东长城的兴建
嘉靖至隆庆年间（1522—1572年），倭寇入侵东南沿海，北方蓟东沿海一带也受到倭寇的搔扰，为了加强京师东北外围的防御，这时修建长城的重点转入蓟东地区。其间主要的修建工程有两次。一次在嘉靖中，“兵部许论奏言‘大同之三边，陕西之固原，宣府之长安岭，延绥之夹墙，皆据重险，惟蓟独无。渤海所南，山陵东，有苏家口，至寨篱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筑墙建台，设兵守，与京军相夹制。’报可”。按苏家口在今河北昌平县东北八十里，寨篱村在今河北通县北，这一段长城呈西北东南走向，纵列于京师的东北部，作为拱卫首都的屏障，规模不大。另一次在隆庆二年（1568年），“督臣谭纶、帅臣戚继光治塞垣，夹垣为台，高数丈，矢石相及，环蓟而台者三千，垣周二千余里。自是，外寇不敢深入”。戚继光所修筑的当是东起山海关，西讫居庸关西灰岭隘口的蓟镇边墙。所谓“环蓟而台”者，可能系向西达今保定北界的内城也修筑了，因而垣周长达二千余里。戚继光以后并在山海关往南八里的老龙头，修建了高三丈，长八丈的入海长城，这段伸入海中的长城，虽在海浪冲击下已经倒塌，但至今仍有花岗岩城垣的残迹可寻。
二、明代河西长城的兴建
明代还兴筑了河西长城，由甘肃黄河西岸北面的芦圹营堡（今景泰境）起，向西经红水河堡、土门堡，至武威东南靖边堡附近古浪河口，与另一道起自南面安宁堡（今兰州北），北行经红城子堡，武胜堡，安远堡而来的长城相会合，然后向北绕过红沙堡（今民勤东北），向西至青羊口（今永昌北），再折向西北，经新河堡（今山丹东），太平堡（今张掖东北）、平川堡（今高台东），至酒泉西北嘉峪关止。弘治十四年（1501年），“陕边惟甘肃稍安，而哈密屡为土鲁番所扰，乃敕修嘉峪关”。当时通往天山南北地区的交通线处于蒙古贵族封建割据政权吐鲁番的骚扰下，明朝被迫放弃了玉门关及阳关，而在酒泉西北七十多里处，另行修筑了嘉峪关，作为长城的终点，但《明史》除“修嘉峪关”外，并没有筑长城至嘉峪关的记载。事实上，汉代的河西长城走向与明长城不相一致，且因年代久远，早已毁坏不存，《明史》虽然失载，但这段长城必为明代所兴建无疑。
三、辽东边墙
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为防备蒙古兀良哈部和女真各部的侵扰，沿边修筑了一条长达八百八十余公里的辽东边墙。关于边墙修筑的情况《明史》完全失载，《大明一统志》及杨守敬的《明地理志图》亦未涉及。惟在《读史方舆纪要》及《全辽志》中得窥其大要。
1.辽东边墙的三段
辽东边墙分为辽河边墙、辽西边墙及辽东边墙三大段，以其修筑之先后分述于下：
（1）辽河边墙 起于北镇，止于开原，为永乐年间所筑。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成化二十年（1484年），边将邓钰言，永乐时，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元，七百余里”。明时广宁卫设于今辽宁北镇，边墙即起于北镇北部至黑山的白土厂门，转向东南，经台安、盘山之间，在海城西北境越过三岔河，再沿辽河东岸北上，经鞍山、辽阳、沈阳、铁岭到开原东北之威远堡止。这段边墙绕过“辽河套”，呈“”字形，兴建于辽河东西两岸。
（2）辽西边墙 起于山海关外铁场堡，止于北镇。兴修于正统七年（1442年）。时王翱提督辽东军务，荐毕恭为流官指挥佥事。毕恭“图上方略，开设迤西边堡墙壕，增置烽堠”，王翱又躬出巡边，“沿山海关抵开原，高墙垣，深沟堑，经略屯堡，易置烽燧，珠连壁贯，千里相望”。在王翱、毕恭的经营下，不但新建了辽西边墙，而且“践山固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筑，而墩台城堡，稍有添置”。辽西边墙西接长城，以今绥中县铁场堡为起点，一路向东北延伸，经兴城、锦西、锦州，到义县北面，向东至北镇以北与辽河边墙相衔接。
（3）辽东边墙 起于开原，止于鸭绿江，建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据《全辽志》记载：成化三年（1467年），明军在大败建州女真后，即开始辽东东部边墙的经营。辽阳副总兵韩斌“建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叆阳、凤凰、汤站、镇东、镇夷、草河十堡拒守，相属千里”。两年后，都指挥使周浚又向北“开拓柴河抵蒲河界六十里”，并在今昌图县东北增设“镇北、清阳二堡”，使与正统年间兴筑的边墙相衔接。成化十五年至十七年（1479—1481年），又作了最后修缮，于是“守备大固”。这一段位于辽东东部的边墙，由昌图、开原、铁岭、抚顺的东境南下，向东绕过新宾县西南的鸦鹘关，在本溪、凤城与宽甸之间南下，直至鸭绿江边丹东市东北的九连城。
明政府沿辽东边墙设边堡九十八座，墩台八百四十九个，分兵驻守，但因主其事者急于求成，多“躁率苟且”“速成之功，随手倾圮”，边墙在军事上并未能充分发挥其防卫作用。
2.明末清初的盛京边墙
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进据辽东地区，迁都沈阳，以沈阳为盛京后，改称辽东边墙为“盛京边墙”。清朝统治者视辽沈地区为“龙兴重地”，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建成以盛京为中心的完整的防御系统。据《大清一统志》记载：盛京边墙，“南起岫岩厅所辖凤凰城，北至开原，折而西至山海关，接边城，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名为老边；又自开原城威远堡而东，历吉林北界，至法特哈，长六百九十余里，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从上述记载来看，东沿凤凰城、兴京一线，北包开原、铁岭，西包锦州、宁远，以接山海关，长一千九百五十余里的名为“老边”的边墙，大体上沿袭明代辽东边墙的走向，而略有扩大。自开原城威远堡而东，历吉林北界长春厅至法特哈，长六百九十余里名为“柳条边”的边墙，则只是“插柳结绳”以定内外：柳条边以东开原、吉林一带算是内；柳条边以西蒙古科尔沁等诸部驻牧地算是外。据杨宾的记述：“古来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指中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称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
盛京边墙经过不断对外扩展，至康熙年间，“三展皇边”（指康熙十四、二十五、三十六年三次）后，全部辽东边墙已有边门二十座，由山海关外自西而东，有明水堂、白石咀、梨树沟、新台、松岭子、九官台、清河、白土厂、彰武台、发库、威远堡；从此折向东南，有英峨、兴京、碱厂、爱哈、凤凰门；又自开原威远堡而东北，有布尔图库、克尔素、伊屯、法特哈。这二十座边门所驻防的官兵、负责稽察行旅的出入。清代后期，因年久失修，用土石垒成的盛京边墙日渐废弛，经风摧雨刷，今巳遗迹难寻。
四、沿长城的“九边”重镇
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由于北方边防力量削弱，原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宁、开平二卫已先后放弃，东胜卫也被迫南移，明政府完全依靠长城作为边防。为了更有效地加强长城的防守力量，便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沿线，划分了九个防守区，即称为“九边”的九个要镇：
1.辽东镇 镇守总兵官治广宁（今辽宁北镇），隆庆元年（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管辖南起凤凰城，西至山海关，共长一千九百五十余里的辽东边墙。
2.蓟镇 总兵官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管辖东起山海关，西达居庸关的灰岭口，长一千二百多里的城段。蓟镇的边墙非常坚固，从蓟州到密云一带边墙有三重。沿边分东西中三路。其最重要的关隘，东路有山海关、石门寨、燕河营，建昌营；中路有太平寨、喜峰口、松棚谷、马兰谷；西路有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等处。
3.宣府镇 总兵官治宣府卫（今河北宣化）。管辖东起居庸关东的四海冶，西达今山西、河北交界的西阳河，全长一千零二十三里的城段。本镇的位置正当北京的西北，形势十分重要，边墙非常坚固，并有内外九重城墙。沿边分东、西、北、中四路。东路的四海冶；北路的独石、清泉、马营；中路的葛峪、青边；西路的万全右卫、张家口、西阳河等处，都极冲要；而地处长城极北处的独石，更是咽喉要地。
4.大同镇 治大同（今山西大同）。管辖西起鸦角山（一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东至镇口台（山西天镇东北），全长六百四十七里的城段。沿边也分东、西、北、中四路。其中重要关隘有西路的平远堡、威远堡；中路的大同右卫、大石等处。
5.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太原总兵初治偏关（今山西偏关东北），寻移宁武（今山西宁武）。管辖西起山西保德黄河岸，经偏关，到老营堡，称为“极边”；又从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关、而达平型关，称为“次边”；又由平型关折而向南，经龙泉关、固关而达黄榆岭（今山西和顺东）止，共长一千六百多里的城段。这一横贯山西及东界河北的内长城也有好几重，其中雁门关外即有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防卫严密。
6.延绥镇 初治绥德州（今陕西绥德），成化七年（1471年）移治榆林卫（今陕西榆林），此后通称榆林镇。管辖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北清水川畔），西达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城段。沿边分东、西、中三路，东路的榆林关、神木堡、孤山堡、清水营，中路的鱼河堡、清平堡，西路的定边营等都是要冲所在。
7.宁夏镇 驻地甘肃宁夏卫（今宁夏银川）。管辖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境内），西达兰靖（今甘肃皋兰、靖远）以北，全长二千里的城段。这一位于今宁夏境内的长城，其要冲有花马池、平虏（今宁夏平罗），镇城及中卫四处。
8.固原镇 三边制府治固原州（今宁夏固原），也称陕西镇。管辖东起陕西靖边，与延绥镇边相连；西达今甘肃中部的皋兰，与甘肃镇边相接，绵延一千余里的城段。沿边分东、西、中路，东路的白马城，中路的下马房关，西路的兰州（今甘肃皋兰）是重要的关隘。
9.甘肃镇 总兵官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管辖东起甘肃金城县（今甘肃兰州），北到镇番卫（今甘肃民勤），折而向西，直达嘉峪关，全长一千六百余里的城段。沿边重要关隘有甘州五卫（左、右、中、前、后）、肃州卫（今酒泉）、永昌卫（今永昌）、凉州卫（今武威）、镇番卫（今民勤）和嘉峪关等处。
明代长城除辽东边墙外，山海关至嘉峪关的一段至今仍大部保存完好。这一横跨辽宁、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前后施工达二百多年，才最后完成。其中除由景泰通往嘉峪关的河西长城是明代新筑的以外，其它各段多是在原有故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改建和扩建而成的。由宁夏至陕北的一段，前面述及，是利用了隋代的故城。在山西偏关至山海关有三道长城。第一道由偏关东北将军会堡至杀虎口折向东，经大同、阳高、天镇北面，进入河北境内，越过于延水，经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以至山海关为止的“外边”长城，大体上是利用了魏、齐的长城；第二道由偏关东北老营堡起，转向南，东历雁门关、平型关，进入河北涞源境，向东北到达居庸关北口，在永宁四海冶和外边长城会合的“内边”长城，则是利用了北齐的“重城”；第三道沿河北、山西边界的固关、娘子关、井陉北上，经倒马关、紫荆关等地接入居庸关南口的，叫做“三边”的长城，大多认为也基本上是利用了北齐所筑勋掌城而修建的。但从勋掌城所筑方位与道里计，均有未合，其修筑时间待考。现在，这三道长城中，除“三边”外，“外边”和“内边”还大部完好。
五、明长城的宏伟规模
明代修筑万里长城，不仅费时最久，工程也最大。它比过去历代长城都修得更坚固和完善，防御作用也更强。明长城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1.城堡 明代长城的城堡，按照等级分作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和堡城。九边重镇所在地的城堡，叫作“镇城”。镇以下所分各路的城堡，叫作“路城”；在要害地区设卫，卫所在的城堡，叫作“卫城”。如明长城东端，北起角山，南到海岸之间的山海关，就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筑的山海卫城。它倚山临海，形势险要，成为辽东镇和蓟镇的咽喉。又如作为北京西北门户的居庸关，其北口八达岭居高临下，地势险峻，历代都设有重兵把守，明政府也在这里设卫，成为拱卫京畿的要津。在长城沿边要隘所建立的“关城”，最有名的如长城西端起点的嘉峪关，位于悬岩峭壁的雁门山上的雁门关、座落在形势险要的平型山上的平型关，以及山西、河北交界处长城最南的关口娘子关等。关城都设在高山峡谷之处，扼守要冲，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形势。至于沿边险要地段所筑的“堡城”，那更是不可胜数了。
2.城墙 元代大都城墙还是土筑，各城市城墙包砖，多由明代开始。长城的城墙也自明代起大多改用砖、石砌筑。以居庸关、八达岭为例，就是用整齐的条石砌成墙身的外层，内部填满泥土石块，非常坚固。墙身高低因地势而定，山岗陡峭处较低，平地较高，平均高约七点八米。墙基平均宽六点五米，顶部宽五点八米。城顶靠内一侧，用砖砌成高约一米的“宇墙”（一称“女墙”）；靠外一侧则用砖砌成高近二米的“垛口”，每个垛口的上部有一个小口，叫“了望口”，用以观察敌情。垛口的下部有一个小孔，叫做“射洞”，供作射击敌人之用。
城墙的墙面用三、四层砖铺砌而成，面上的一层是方砖，用石灰砌缝，非常平整坚实。墙面宽四点五米左右，可容五马并骑，十人并进。墙面上还有排水沟和出水嘴等设备。墙身内侧每隔相当距离就有一个“券门”，有石梯通到城墙顶上，守城士兵由此上下。
3.城台 城墙上每隔半里左右，有一个凸出墙外的城台。城台有两种：一种叫做“墙台”，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只是向前凸出一部分于墙外，外沿也砌有垛口，台上有遮避风雨的铺房，供士兵巡逻放哨用；另一种叫做“敌台”，分上下两层，下层有许多砖砌的券室，可容十余人住宿，上层砌有供守望和射击用的垛口，有的还有燃放烟火的设备。
除了墙台、敌台以外，戚继光任总兵时，还在长城的险要处筑有“战台”。也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供了望和射击用的垛口，下层储放弓箭、弹药等武器，上下出入用活动梯子，这是一种和近代碉堡相似的临战用的防御工事。
4.烟墩 也叫墩堠、烽堠、烽火台、狼烟台，多建于长城内、外的高山顶上或平地转折处，是用砖、石砌成的高台子，专为传递军情用的。如遇有敌情，夜间点燃干柴，放出火光作为信号，叫做“烽”；白天燃烟作为信号，叫做“燧”。所以汉代称烽火台叫做“烽燧”。据说狼粪燃烟可直上云霄，视程最远，所以又称烽火台为狼烟台。明时点烽时加用硫磺、硝石助燃；燃烟时还同时放炮，按照成化二年（1466年）的规定，敌人在一百人左右时，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二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这样，不仅使后方迅速获悉敌人来犯的消息，并从燃烟，炮声的多少，得知敌人的人数，这在当时来说，确是一种非常迅速的传递军情的方法。
明代在长城的重要关隘，还配备有数千斤重的大炮，防御力量相当强大。
由上可见，明代长城在建筑工程技术和防御设备上，都有了许多改进和发展，它已不是单独的几道城墙和孤立的城堡，而是由一些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设施相互配合而联结成的一套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它们构成了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万里防线。明代是长城建筑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是长城防御工程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时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和统治策略的改变，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1662—1795年），采取了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和利用宗教信仰以及加强思想控制等方法，来巩固其统治。他们分封蒙古封建主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六等世袭爵位，以及一至四等台吉、塔布囊，使享受俸禄。清皇室还同蒙古贵族世代联姻，并在承德修建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和派驻喇嘛、由理藩院发放银两的“外八庙”，经常与蒙古贵族在这里举行“塞宴”联欢和祈祷等宗教活动，以加强感情上的联系。正如乾隆所说的：“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就这样以“怀柔”性的政治活动，取代了浩大的防御建筑工程，从而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修建长城的历史。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水经注》
《战国策》
《左传》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魏书》
《北齐书》
《隋书》
《资治通鉴》
《读史方舆纪要》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边防
《皇明大政记》卷三、九、十三、十四
《明会要》卷六三《兵》六，边防
《全辽志》，《辽海丛书》本
《大清一统志·奉天府二》盛京边墙条
杨宾：《柳边纪略》
雍正《盛京通志》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年版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册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顾颉刚：《浪口村笔记》秦长城条
罗哲文：《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文物》1964年第6期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
王国维：《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一五
李文信：《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辽海引年集》1947年版
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5期《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